扬州和丝绸之路上的过客

    东海波涛恶，风帆可往来
    谁是第一个沟通中日的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并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鉴真和圆仁是大家所熟悉的，但唐代来扬州并留下记录的，还有一个日本和尚常晓。
    大唐开成三年（838），日本天台宗僧人常晓等人随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他是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之一。《常晓和尚请来目录》是常晓回国后向日本天皇呈递的报告，内容主要是从扬州带回去的物件目录。其中谈到他在扬州求学的过程说：“五年（838）六月进发，同年八月，到淮南城广陵馆安置。”他所说的“淮南城广陵馆”，即扬州城广陵驿，系官府招待宾客之所。常晓在扬州待了一年，收获很大。除了修行，还得到扬州寺庙赠送的一批经典、佛像、道具，均为“栖灵寺阿阇梨之所传付也”，也即今大明寺和尚所赠。
    唐代之后，渡海来华的日本名人不多。直到明代，日本使节策彦周良写下了《入明记》，记录了扬州运河的风光。策彦周良，号怡斋，更号谦斋，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他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来华。据记载，策彦周良在扬州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嘉靖十八年（1539）十二月九日，日本船仍然停泊于扬州驿河边。这天一早，扬州知府就来到广陵驿码头，探望日本使节。“正使及余两居座以下上岸，伸礼谢于礼宾轩下。相揖者于再、于三，无拜”。其时“知府又赠美酿佳肴”，表示扬州主人的友好。策彦周良也“将黄丽扇一柄、方纸五十枚，赠知府刘宗仁”。彼此都很友善。
    东方丝路还连接着朝鲜半岛。从韩国来华最早的名人是崔致远，字孤云，新罗末期人，被称为韩国的儒学之宗。他的《桂苑笔耕集》固然不是史料，但就扬州文化研究而言，它仍是一座富矿。书中谈到扬州金银制作技艺、漆器制作技艺，现在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谈到唐代扬州生产绫绢锦绮，出产新茶，甚至盛产樱桃。
    明代弘治元年（1488），有一位朝鲜中层官员崔溥因事奉差出海，不料遭到暴风袭击，同船四十余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台州。他们最初被疑为倭寇，后经审查，排除嫌疑，受到中国官民的友好接待，便由杭州沿运河到北京，再从陆路返国。崔溥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漂海录》一书。有学者认为，五百多年前的这部《漂海录》，堪与《马可·波罗游记》媲美。从书中可以看出崔溥一行在扬州的经历：“至广陵驿。是日晴，自水府神祠开船至扬子江。江边五六里，荡舟于陆者，前后相望。”他所说的广陵驿，就是日本和尚常晓提到的“淮南城广陵馆”。他接着写道：“驿北一里，即扬州府城也。城中有府治及扬州卫、江都县治、两淮运盐司。”
    清代来华的朝鲜人更多。有一位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朝鲜李朝汉城人。乾隆三十年（1765），他随叔叔洪檍所在的朝鲜使团来中国，《乾净衕笔谈》就是他的记录。洪大容与中国朋友交往，互有赠书。洪大容把《东国记略》送给中国朋友，中国朋友把《感旧集》送给洪大容。《干净衕笔谈》记道：“顷赐《感旧集》，扬州有之，不多印。”《感旧集》即《渔洋山人感旧集》，王士禛撰，乾隆十七年（1752）刻于扬州。
    还有一位李德懋，号炯庵，曾任朝鲜李朝奎章阁检书官。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以书状官随员身份访华，在北京逗留一个月。《清脾录》是他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品谈朝中诗歌人物的书。书中引用袁枚的一句诗，叫“论定扬州月二分”。他并没有到过扬州，但他的《清脾录》却谈到二分月、槐安梦、扬州鹤等扬州典故，充分表明扬州在文学上的魅力。
    另一个朴趾源，字仲美，号燕岩，十八世纪朝鲜思想家。1780年，他堂兄朴明源被任命为访华正使，率团赴清贺乾隆寿辰，他随团来到北京。他虽然并未到扬州，但《热河日记》数次提及扬州，谈到对三把刀的羡慕，对史可法的景仰。没有丝绸之路的联系，扬州的影响不会走出国门如此之远。
西方不可见，驼马通有无
    扬州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是纪念七百年前到过中国并在扬州做过官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是怎样谈扬州的呢？原文写道：“扬州城很大，它所属的二十七座城市，都是美好的地方。扬州很强盛，大汗的十二男爵之一驻扎在此地，因为这里曾经被作为十二行省之一。我要向诸位说明的，是本书主人公马可波罗先生，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城治理达三年之久。”
    比起马可·波罗来，他的同乡鄂多立克的运气要差一些，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鄂多立克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可罗·康提一起被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和《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一起被称为蒙元时代三大东方游记。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间是1275年，鄂多立克抵达中国的时间是1322年，比前者晚四十七年。
    鄂多立克生于意大利小公国弗尤里的珀德农，年轻时加入圣方济各会。他到过扬州。《鄂多立克东游录》写道：“这是座雄壮的城市，有实足的四十八到五十八土绵的火户，每土绵为一万。此城内有基督徒赖以生活的各种大量物品。城守仅从盐一项上就获得五百土绵巴里失的岁入；而一巴里失值一个半佛洛林,这样，一土绵可换五万佛洛林。”
    有学者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早期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主要就是中国和意大利的交往。一个证据是，1951年扬州拆毁古城墙时，在墙砖里偶然发现两块元代拉丁文墓碑。据考，两位墓主是意大利人兄妹，他们先后于1344年和1342年去世，葬在扬州。
    明代重启海上交通，先是郑和走出去，后是利玛窦走进来，虽然国门并非自愿打开，但是东风已经吹到西方，西风也吹到东方。其中，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一书，在西方生产了巨大的影响。
    曾德昭，原名谢务禄，1585年出生于葡萄牙尼泽城，十七岁入耶稣会，1613年到南京传教。他的主要著作是《大中国志》。他显然了解扬州，特别谈到扬州美女。他说中国小孩生得匀称，“南方省份尤其如此。而有的地方在这方面特别有优势，如在南京省扬州城，当地的女人被认为比其他地方的女人更美。”这是西方人最早提到“扬州出美女”之说。
    明天启七年（1627），由德国传教士邓玉函与扬州推官王徵合作编译的《奇器图说》一书，在扬州首次刊刻问世。这部书以图说的超前方式，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力学与机械知识。邓玉函是德国人，德文名字叫Johannes Schreck，中文名叫邓玉函，字涵璞。1618年4月，邓玉函随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等离开里斯本，乘船前往中国，先后辗转于江西、浙江、江苏，最后到达北京。他应该是沿着运河北上，和王徵在北京共同编译完成了不朽之作《奇器图说》。
    明清之交的历史，国外记述甚少。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帕莱福曾任西班牙、墨西哥主教，他在《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谈到满人入侵的历史说：“鞑靼将军一进入南京省，先是受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就是指史可法和扬州城的抵抗。但是帕莱福可能没有到过扬州，另一位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却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他在《鞑靼战纪》中说：“那里有个叫扬州的城，鞑靼屡次进攻都遭到激烈抵抗，损失了一个王爷之子。这座城由忠于明室的大臣史阁老防守，但他虽有一支强大的戍军，最后还是失败，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杀。”这大约是唯一正面描述史可法殉国与扬州城被屠的西方人著作。
    在回顾丝绸之路上众多旅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康熙年间访华的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伯达鲁·米列斯库。至今他的故乡摩尔多瓦还竖立着他的铜像，被誉为罗马尼亚的马可·波罗。
    米列斯库生于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地区，在当时罗马尼亚的两个公国担任宫廷文书、兵部总管、驻外使节等职。后到俄国担任首席外交翻译，于康熙十四年（1675）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次年在北京觐见康熙皇帝。他到过扬州。他在《中国漫记》中说：“本省第七大城名扬州府。顺大江而上，可以望见一个大洲，从这里起有一条大运河直通这座美丽的城市。所以，这座府城是一个重要口岸，可为皇帝征得可观的税收。不过这个府城的主要财源还在于制盐，这里的居民用海水熬盐，方法和欧洲相同。”他用赞美的口吻歌颂扬州：“这里自然景色优美，空气新鲜，土地肥沃。府城下辖十八个小城镇，离城不远挖掘了一条六十华里长的运河。运河两岸一律用白色大理石块铺砌而成，工艺精美，无与伦比。”
赖有丝绸路，世界趋大同
    东西文明的相遇，会有一个从隔膜到交融的过程。在扬州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融合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在盛唐时代，扬州胡人很多，其中一些胡人在扬州娶妻生子。现在江都波斯庄，就是这种民族融合的结果。
    《中国印度见闻录》是中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旅行记，它比《马可波罗游记》要更早几个世纪问世。书的原稿为阿拉伯文抄本，来自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所撰的见闻录。《中国印度见闻录》反映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唐代东西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开始。中国官方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广府”，还给他们自治的方便。
    书中多次提到“广府”，说它管辖近二十个城市，是一个大港，城中有号角。据书中的注释，这个词的阿拉伯文原作khanfou，音译作“广府”或“杭府”，但还有一种解释是，khanfou就是“江都”，也就是扬州。法国人索瓦杰1946年在巴黎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说：“根据史料，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阿拉伯人在近东与南亚之间海运中应有的地位。公元758年以来，居住在广州的大食人与波斯人众多，甚至到了足以反抗中国当局，并劫掠城市的程度。两年之后，有上千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江苏扬州的一次兵祸中遇难。”这和《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一致。
    中外人际关系的融洽，可从鉴真有众多外国弟子看出来。鉴真在天宝十二载（753）再次东渡日本，同行人员中有三名外国人。《唐大和上东征传》说：“相随弟子……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都二十四人。”这三位外国随行者，一是胡国人，胡是唐代对西域与中亚诸国的统称，具体属国不能确指。一是瞻波国人，故地在今印度东部恒河南岸，法显、玄奘都曾到过。一是昆仑国人，其地说法不一，当是南海诸国之总称。
    中外人士之间的信任与友谊，还可从日本和尚撰写《唐大和尚东征传》得到见证。《唐大和尚东征传》又名《过海大师东征传》，是日本奈良时代真人元开撰写的著名传记。鉴真东渡之前，真人元开已受佛教影响，鉴真到奈良后又亲受教化。他的撰书动机与当时日本佛教派系间的相互倾轧有关。鉴真的传戒弘法活动，触动了旧教团的既得利益，因而对鉴真及其一派进行诽谤攻击。鉴真的弟子思托为了反击，打算撰述鉴真传记，便请真人元开帮忙。于是真人元开于779年，即鉴真逝世十六年后，撰写了本书。本书叙述了鉴真自扬州出家至日本圆寂的一生事迹，还收录了作者本人和日本贵族等纪念鉴真的诗文。无论在史料上，还是在文学上，《唐大和上东征传》都具有极高价值。鉴真的一生，也因此而广为流传。
    除了僧人，一般中外人士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最动人的一个扬州故事是，扬州著名琵琶家廉十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日本青年藤原贞敏。
    唐代来华的日本人中，有一部分是学习音乐的。公元835年，日本人藤原贞敏以遣唐使判官的身份留学大唐，师从扬州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喜爱。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又相赠琵琶乐谱数十卷。公元839年，藤原贞敏回国，将曲谱和廉十郎临别相赠的两面琵琶——一面叫“玄象”，一面叫“青山”，带回日本。据伊庭孝《日本音乐史》记载，藤原贞敏从大唐带回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扬州廉十郎赠送藤原贞敏的琵琶，或说本有三面。除了“玄象”、“青山”而外，还有一面叫做“狮子丸”。传说扬州廉承武一下子送三面琵琶给藤原贞敏，海龙王心怀妒意，在藤原贞敏的海上归途中兴起风浪，使“狮子丸”沉入海底，所以藤原贞敏只带回两面琵琶，成为日本的至宝。
    丝绸之路，把中国和世界，把扬州和世界，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信息来源：扬州日报 信息整理：www.topd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