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略_明至清中叶时期的淮安府
古代史略_明至清中叶时期的淮安府
明代的淮安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风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
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风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耀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
这些移民与淮安土著居民一起，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婚配，对准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的军防建设
淮安作为黄淮运交汇处咽喉重镇，也是军队驻防的重点城市。在明代淮安不仅驻有淮安卫、大河卫，还有督漕总兵官所率相当数量的护漕兵丁。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壮(亦称民兵)组织。时淮安府各县民壮，少则200余名，多达580名。各县民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每年
都要进行集训。开始时分为三班，"一班在官守城，二班归农。"后来"归农者极少"，多成为长年服役，不仅守城，还充当捕快和吹手侍从等杂差。
同时，统治者还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营造区域性中心城堡---淮安城。因此，在本区的古城中，以淮安府城zui为坚牢高峻，易守难攻，素有"铁打淮安城"的口碑。准安城分为旧城、新城、夹城(亦称联城)，俗称"淮安三城"。
三城之兴，各有起始，而以旧城zui早。旧城始筑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唐、宋时代屡有修治。宋孝宗时，陈敏重加修葺，金国的使臣过淮，见楚州城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元至正间，江淮间兵乱，守臣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明王朝建立之初，增修，包砌砖石，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楼敌台。明初增修的旧城周回11里，东西径、南北径都是525丈，基本是正方形，城高30尺。有5座城门，东日观风门，南日迎远门，西日望云门，北日朝宗门，西南稍北有门曰清风门。后清风门堵闭，4门名称亦更改:东曰瞻岱门，南曰迎董门，西曰庆成门，北曰承恩门。四门皆有子城，城上有城楼，又有角楼3座，窝铺53座，还有3座水门。嗣后，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均有规模不等的修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台、4座过街楼，意在使城防增强对洋枪洋炮的抗御能力。
淮安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高二丈八尺，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为门五:东曰望洋，西曰览运，南曰迎薰，北曰拱极，小北门曰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东西有子城，角楼四，南北水门二，窝铺四十八座，雉堞一千二百座"。按:新城就是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北俯长淮，东南接马家荡。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安时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淮安卫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力口以包修，后明永乐、正德、隆庆、万历，清乾隆、咸丰中均进行过修治。
淮安夹城(亦称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起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起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有四座城门，东南曰天衢门，东北曰阜成门，西南曰平成门，西北亦曰天衢门，东西域有4座水门。开始修筑时高只有一丈四五尺，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有4座城楼。联城本为运道经临之地，粮船屯集之所。嘉靖间倭寇犯境，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明万历二十三年、清乾隆九年，先后加筑、修新。其后岁久渐圮。
淮安三城西接运河，北阻黄淮，三城一体，首尾呼应，有固若金汤之誉。这在全国都极少见，故淮安三城名扬四海。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军和捻军，都知难而止，未能将其攻克。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军洞。《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九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又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2000年，市地震局请省地震局专家以高级仪器在地面探测，证明藏军洞仍在地下，且大部保存较为完好。西起新城东门，东至今楚州区季桥乡境(柳浦湾属之)，近15公里长，其宽度一般为3一4米，还有岔道，岔道zui宽处有近10米。
构筑这么长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藏兵，很显然，主要是用来夹击攻城之敌的。此洞在明嘉靖年间抗倭时，曾藏兵设伏于内，对倭寇实施有效夹击，并取得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清江浦的兴起
宋乔维岳开的沙河，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闸坝湮废了。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总督漕运之初，往来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河下)盘五坝人淮。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义二坝入淮，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礼、智、信三坝入淮。过坝时，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剥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把货物装上。入淮后逆水而上，至清日入黄河。这一段水流特别迅急，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故"逾淮达清河，劳费甚钜"。
为了"免过坝及风涛之险"，陈喧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20里，导引湖水由鸭陈口大淮，这条漕河被命名为"清江浦"。为了节制水位，还在清江浦上建了板闸、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五道闸。清江市的兴起，即缘起清江浦河的开凿。
陈喧主持漕政时，推行了一种"支运"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的漕粮。"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卢、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六、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据谈迁《北游录》载，明代的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浦，有40区仓房，皆"坚基广厚，倍于常制"。转搬仓由户部的派出机关---户部分司(今清晏园即其旧址)监理。
此后，这里又创办了全国zui大的内河湾船厂---清江督造船厂。清江船厂的厂址，在清江浦河南岸，处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其中心位置东去山阳县城、西去清河县城各30里，大致在旧城区之内。清江船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个大厂、80个分厂，工匠牙役商人近万，厂房工棚延绵20余里的规模。清江船厂由工部的派出机构工部分司(今市区纪家楼一带)监理。
在陈喧总漕之前，今市区大部地段还是人烟较少的"闲旷之地"，自清江浦疏凿、四道闸修建、转搬仓落成、造船厂投产之后，这里遂变得热闹非凡:江西、湖广、浙江的粮船要到此卸粮以入转搬仓，其它路过的粮船要到此停泊稽延，运粮官军要在此辗转忙碌，造船的工匠牙役、官佐兵弁在此食役卜居，往来的商贾在此招摇过市，争相渔利…。往日的"闲旷之地"，很快便成为"侨民宿贾，巨室鳞次"的通商大埠了。"清江浦"也因此成为这一这通埠的名称，而清江浦河则与淮扬运河一起，被称为"里运河"了。即使经过明末清初的军事政治大动乱，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仍"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到清乾隆年间，清江浦达于鼎盛，乾隆四十年，人口50余万。仅从这一数字中，即可想见其当时的繁华。因古末口而兴起的淮安城，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
淮安和明清漕运
漕运是事关"国脉"、事关国家稳定的要务。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于淮安设置督管漕事的大臣，"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湾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关于负责漕运的职官，明朝初年设有漕运使，不久罢去，而以勋爵大臣负责。永乐中设漕运总兵官，一般为正二品衔。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漕运不继，始以副都御史王站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节淮安，与总兵官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而总兵仍居总漕之上。万历年间，李三才任总督漕运事，三才性格刚毅而雄辩，且文武全才，漕运总兵官、新建伯王承勋对他很是敬畏，不敢与他分庭抗礼。不久，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说，海运停废已久，漕运总兵官没有必要再设置，朝廷遂采纳他的建议，将漕运总兵裁撤，而专任文职。
每年年初，总漕巡视扬州，经理瓜洲至淮安的湾船过闸事宜，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船过百步洪、徐州洪等，理湾参政管押赴京。所渭"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驻山阳(楚州区)、清河(淮阴区)。"其后，参将、郎中、御史及催趱、主事五员奉裁，惟留漕运理刑，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
清朝立国之初，在淮安设总督湾运部院兼巡抚事。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设满洲侍郎一员，与总漕同驻淮安，名为总理。顺治十八年，在凤阳另设巡抚，总漕专管漕政，而将总理撤回，刑部理刑亦裁撤。总漕一般由从一品大员担任。惟漕储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而各省则有督粮道，皆遥相隶属。还有监兑、押运府佐等官。雍正中，设巡视南漕御史二员驻山阳，后又以一员驻山阳，一员驻济宁。
漕运之法，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主持漕政时，对湾运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了一种叫"支运"的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有转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
宣德六年，又采纳陈喧的建议，实行兑运，"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是为兑运。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又有改兑之议。
清初，湾政沿袭明制，用旗下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然积久弊生。两江总督陶澍说:"湾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下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及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下。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勒措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下之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椭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下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此在民之害也。"清中叶，由于会通河淤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道光皇帝采纳了英河、陶澍、贾长路等人的建议，恢复海运，由上海雇商船经由海道将江南漕米转运到京城。自此河运渐废，改兑制度亦形告寝。
江南各省湾船到淮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一到此时，各地漕船每加船结为一帮，在押运同知、通判，以及帮长干总、帮办武举等带领下，云集于淮关，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发给签条后，方得过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
就漕运数量言，明代一般每年450万石，zui高达640多万石。清代一般每年为400万石，zui高也未超过500万石。从宋至明、清，湾运量的递降，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而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河夺淮日趋严重，运道日益艰难，不能承受更大的运输量。明清两代，因运道经常淤浅，只能用吃水不超过三尺的浅底船运粮，每船只能装三四百石。由于运载量小，运军多，加之漕船经常毁于风涛，故运费特别高昂。这些运费都加在农民头上，农民已经不堪承受。
淮安钞关的设置
位于板闸的淮安榷关之设始于明代，起初止有商税，没有"船钞"。永乐十四年，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
延至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因"钞法"难以实施，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计划，实行改革。淮关"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凡本色钞三百万余两、钱六百余万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淮安钞关被裁撤，七年复设。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经奏准，淮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
榷关官员，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以免积久弊生。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族、汉族各一员，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另外派"笔帖式"一员为副手。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淮关监督准泰奏请"笔帖式"二员来关帮办，名曰"委员"。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又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护税。护税武装，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
船至关前，必须先完税，经检验后，方能开闸放行。清郭瑷《淮阴竹枝词》生动地吟道:
百子堂前漕复漕，天妮闸下浪如山。
篙师鳞次踏霜立，小吏披裘放早关。
淮关岁征额，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以前，基本未变，为23000两。天启三年起，因为清军侵扰，及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等，先后增加了"辽饷银"、"新饷银"、"代补银、桃二邑误派辽饰银"、"助饷银"、"练饷银"等，共达77875两多，比正额多了2.4倍。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额税仍为23000两。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为27000余两，两项合计为50047两多。顺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两，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因办铜(造铜钱)不敷，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后又陆续增加到"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
户郡储粮税缘于明永乐间漕粮都以民运。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设淮安常盈仓于清江浦，岁储江南漕粮70万余石，"后以漕粮改兑，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淮仓所储米麦无几，专给江北庐、凤、淮、扬四府运军行胡等粮。万历八年，题准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俱属淮仓户部征收，于是管仓兼管抽税。清康熙间，王渔洋为船政同知，以十里之间，三处设卡收税，增弊而病商，令"商贩裹足"，向漕督帅颜保建议，上奏朝廷合并收税，获准。九年(公元1670年)，遂将淮仓户部征收的"四税银"、"商税银"共308叨两8钱，归并淮关一起征收。
工部抽分厂关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员督理。凡竹木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实行三十税一。初无定额，每年大约1.2万两左右。后来因课额不敷所用，兼税及船只、货物，有"抽分"、"余羡"、"船钞"，还为兼济河工经费，而增收"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名目，年额共51225两多。
淮关还统辖宿迁关、庙湾口(今阜宁县城)。连同淮关，通计五关正额银254363两多，加上报解盈余银，每年为364363两多。
至清中叶，淮安榷关官吏贪黩，管理混乱，远近闻名。关于胥吏多方苛索、徇私舞弊之情况，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中记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自监督左右，下至环关而居者，靡衣鲜食，咸取给焉。钧宰归自清江，早关未放，时方严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众拥一少年盛服至，次第报验讫，则官舫华仆，持柬讨关，少年皆领之。zui后至一破舟，载货浮于所报，少年怒，嗾从者话之，鞭苔交下，豕牵其人而去。或问:。少年官乎?'舟子日:"噫嘻远哉!老于车者识轮轴，老于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关督司阎妻弟之仆也'。"淮关监督看门人的妻弟之仆，竟能如此作威作福，逞论其他!
信息整理：扬州拓奥普电力设备厂
明代的淮安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风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
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风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耀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
这些移民与淮安土著居民一起，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婚配，对准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的军防建设
淮安作为黄淮运交汇处咽喉重镇，也是军队驻防的重点城市。在明代淮安不仅驻有淮安卫、大河卫，还有督漕总兵官所率相当数量的护漕兵丁。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壮(亦称民兵)组织。时淮安府各县民壮，少则200余名，多达580名。各县民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每年
都要进行集训。开始时分为三班，"一班在官守城，二班归农。"后来"归农者极少"，多成为长年服役，不仅守城，还充当捕快和吹手侍从等杂差。
同时，统治者还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营造区域性中心城堡---淮安城。因此，在本区的古城中，以淮安府城zui为坚牢高峻，易守难攻，素有"铁打淮安城"的口碑。准安城分为旧城、新城、夹城(亦称联城)，俗称"淮安三城"。
三城之兴，各有起始，而以旧城zui早。旧城始筑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唐、宋时代屡有修治。宋孝宗时，陈敏重加修葺，金国的使臣过淮，见楚州城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元至正间，江淮间兵乱，守臣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明王朝建立之初，增修，包砌砖石，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楼敌台。明初增修的旧城周回11里，东西径、南北径都是525丈，基本是正方形，城高30尺。有5座城门，东日观风门，南日迎远门，西日望云门，北日朝宗门，西南稍北有门曰清风门。后清风门堵闭，4门名称亦更改:东曰瞻岱门，南曰迎董门，西曰庆成门，北曰承恩门。四门皆有子城，城上有城楼，又有角楼3座，窝铺53座，还有3座水门。嗣后，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均有规模不等的修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台、4座过街楼，意在使城防增强对洋枪洋炮的抗御能力。
淮安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高二丈八尺，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为门五:东曰望洋，西曰览运，南曰迎薰，北曰拱极，小北门曰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东西有子城，角楼四，南北水门二，窝铺四十八座，雉堞一千二百座"。按:新城就是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北俯长淮，东南接马家荡。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安时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淮安卫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力口以包修，后明永乐、正德、隆庆、万历，清乾隆、咸丰中均进行过修治。
淮安夹城(亦称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起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起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有四座城门，东南曰天衢门，东北曰阜成门，西南曰平成门，西北亦曰天衢门，东西域有4座水门。开始修筑时高只有一丈四五尺，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有4座城楼。联城本为运道经临之地，粮船屯集之所。嘉靖间倭寇犯境，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明万历二十三年、清乾隆九年，先后加筑、修新。其后岁久渐圮。
淮安三城西接运河，北阻黄淮，三城一体，首尾呼应，有固若金汤之誉。这在全国都极少见，故淮安三城名扬四海。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军和捻军，都知难而止，未能将其攻克。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军洞。《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九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又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2000年，市地震局请省地震局专家以高级仪器在地面探测，证明藏军洞仍在地下，且大部保存较为完好。西起新城东门，东至今楚州区季桥乡境(柳浦湾属之)，近15公里长，其宽度一般为3一4米，还有岔道，岔道zui宽处有近10米。
构筑这么长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藏兵，很显然，主要是用来夹击攻城之敌的。此洞在明嘉靖年间抗倭时，曾藏兵设伏于内，对倭寇实施有效夹击，并取得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清江浦的兴起
宋乔维岳开的沙河，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闸坝湮废了。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总督漕运之初，往来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河下)盘五坝人淮。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义二坝入淮，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礼、智、信三坝入淮。过坝时，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剥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把货物装上。入淮后逆水而上，至清日入黄河。这一段水流特别迅急，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故"逾淮达清河，劳费甚钜"。
为了"免过坝及风涛之险"，陈喧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20里，导引湖水由鸭陈口大淮，这条漕河被命名为"清江浦"。为了节制水位，还在清江浦上建了板闸、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五道闸。清江市的兴起，即缘起清江浦河的开凿。
陈喧主持漕政时，推行了一种"支运"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的漕粮。"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卢、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六、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据谈迁《北游录》载，明代的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浦，有40区仓房，皆"坚基广厚，倍于常制"。转搬仓由户部的派出机关---户部分司(今清晏园即其旧址)监理。
此后，这里又创办了全国zui大的内河湾船厂---清江督造船厂。清江船厂的厂址，在清江浦河南岸，处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其中心位置东去山阳县城、西去清河县城各30里，大致在旧城区之内。清江船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个大厂、80个分厂，工匠牙役商人近万，厂房工棚延绵20余里的规模。清江船厂由工部的派出机构工部分司(今市区纪家楼一带)监理。
在陈喧总漕之前，今市区大部地段还是人烟较少的"闲旷之地"，自清江浦疏凿、四道闸修建、转搬仓落成、造船厂投产之后，这里遂变得热闹非凡:江西、湖广、浙江的粮船要到此卸粮以入转搬仓，其它路过的粮船要到此停泊稽延，运粮官军要在此辗转忙碌，造船的工匠牙役、官佐兵弁在此食役卜居，往来的商贾在此招摇过市，争相渔利…。往日的"闲旷之地"，很快便成为"侨民宿贾，巨室鳞次"的通商大埠了。"清江浦"也因此成为这一这通埠的名称，而清江浦河则与淮扬运河一起，被称为"里运河"了。即使经过明末清初的军事政治大动乱，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仍"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到清乾隆年间，清江浦达于鼎盛，乾隆四十年，人口50余万。仅从这一数字中，即可想见其当时的繁华。因古末口而兴起的淮安城，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
淮安和明清漕运
漕运是事关"国脉"、事关国家稳定的要务。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于淮安设置督管漕事的大臣，"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湾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关于负责漕运的职官，明朝初年设有漕运使，不久罢去，而以勋爵大臣负责。永乐中设漕运总兵官，一般为正二品衔。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漕运不继，始以副都御史王站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节淮安，与总兵官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而总兵仍居总漕之上。万历年间，李三才任总督漕运事，三才性格刚毅而雄辩，且文武全才，漕运总兵官、新建伯王承勋对他很是敬畏，不敢与他分庭抗礼。不久，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说，海运停废已久，漕运总兵官没有必要再设置，朝廷遂采纳他的建议，将漕运总兵裁撤，而专任文职。
每年年初，总漕巡视扬州，经理瓜洲至淮安的湾船过闸事宜，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船过百步洪、徐州洪等，理湾参政管押赴京。所渭"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驻山阳(楚州区)、清河(淮阴区)。"其后，参将、郎中、御史及催趱、主事五员奉裁，惟留漕运理刑，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
清朝立国之初，在淮安设总督湾运部院兼巡抚事。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设满洲侍郎一员，与总漕同驻淮安，名为总理。顺治十八年，在凤阳另设巡抚，总漕专管漕政，而将总理撤回，刑部理刑亦裁撤。总漕一般由从一品大员担任。惟漕储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而各省则有督粮道，皆遥相隶属。还有监兑、押运府佐等官。雍正中，设巡视南漕御史二员驻山阳，后又以一员驻山阳，一员驻济宁。
漕运之法，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主持漕政时，对湾运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了一种叫"支运"的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有转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
宣德六年，又采纳陈喧的建议，实行兑运，"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是为兑运。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又有改兑之议。
清初，湾政沿袭明制，用旗下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然积久弊生。两江总督陶澍说:"湾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下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及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下。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勒措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下之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椭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下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此在民之害也。"清中叶，由于会通河淤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道光皇帝采纳了英河、陶澍、贾长路等人的建议，恢复海运，由上海雇商船经由海道将江南漕米转运到京城。自此河运渐废，改兑制度亦形告寝。
江南各省湾船到淮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一到此时，各地漕船每加船结为一帮，在押运同知、通判，以及帮长干总、帮办武举等带领下，云集于淮关，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发给签条后，方得过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
就漕运数量言，明代一般每年450万石，zui高达640多万石。清代一般每年为400万石，zui高也未超过500万石。从宋至明、清，湾运量的递降，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而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河夺淮日趋严重，运道日益艰难，不能承受更大的运输量。明清两代，因运道经常淤浅，只能用吃水不超过三尺的浅底船运粮，每船只能装三四百石。由于运载量小，运军多，加之漕船经常毁于风涛，故运费特别高昂。这些运费都加在农民头上，农民已经不堪承受。
淮安钞关的设置
位于板闸的淮安榷关之设始于明代，起初止有商税，没有"船钞"。永乐十四年，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
延至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因"钞法"难以实施，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计划，实行改革。淮关"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凡本色钞三百万余两、钱六百余万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淮安钞关被裁撤，七年复设。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经奏准，淮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
榷关官员，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以免积久弊生。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族、汉族各一员，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另外派"笔帖式"一员为副手。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淮关监督准泰奏请"笔帖式"二员来关帮办，名曰"委员"。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又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护税。护税武装，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
船至关前，必须先完税，经检验后，方能开闸放行。清郭瑷《淮阴竹枝词》生动地吟道:
百子堂前漕复漕，天妮闸下浪如山。
篙师鳞次踏霜立，小吏披裘放早关。
淮关岁征额，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以前，基本未变，为23000两。天启三年起，因为清军侵扰，及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等，先后增加了"辽饷银"、"新饷银"、"代补银、桃二邑误派辽饰银"、"助饷银"、"练饷银"等，共达77875两多，比正额多了2.4倍。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额税仍为23000两。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为27000余两，两项合计为50047两多。顺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两，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因办铜(造铜钱)不敷，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后又陆续增加到"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
户郡储粮税缘于明永乐间漕粮都以民运。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设淮安常盈仓于清江浦，岁储江南漕粮70万余石，"后以漕粮改兑，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淮仓所储米麦无几，专给江北庐、凤、淮、扬四府运军行胡等粮。万历八年，题准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俱属淮仓户部征收，于是管仓兼管抽税。清康熙间，王渔洋为船政同知，以十里之间，三处设卡收税，增弊而病商，令"商贩裹足"，向漕督帅颜保建议，上奏朝廷合并收税，获准。九年(公元1670年)，遂将淮仓户部征收的"四税银"、"商税银"共308叨两8钱，归并淮关一起征收。
工部抽分厂关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员督理。凡竹木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实行三十税一。初无定额，每年大约1.2万两左右。后来因课额不敷所用，兼税及船只、货物，有"抽分"、"余羡"、"船钞"，还为兼济河工经费，而增收"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名目，年额共51225两多。
淮关还统辖宿迁关、庙湾口(今阜宁县城)。连同淮关，通计五关正额银254363两多，加上报解盈余银，每年为364363两多。
至清中叶，淮安榷关官吏贪黩，管理混乱，远近闻名。关于胥吏多方苛索、徇私舞弊之情况，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中记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自监督左右，下至环关而居者，靡衣鲜食，咸取给焉。钧宰归自清江，早关未放，时方严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众拥一少年盛服至，次第报验讫，则官舫华仆，持柬讨关，少年皆领之。zui后至一破舟，载货浮于所报，少年怒，嗾从者话之，鞭苔交下，豕牵其人而去。或问:。少年官乎?'舟子日:"噫嘻远哉!老于车者识轮轴，老于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关督司阎妻弟之仆也'。"淮关监督看门人的妻弟之仆，竟能如此作威作福，逞论其他!
信息整理：扬州拓奥普电力设备厂
- 上一篇：平桥的“桥”——文史淮安
- 下一篇：古代史略_进入宋元时期的淮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