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两天走访“东高邮西高邮”
今年春节，笔者宅居一隅浏览《高邮县志》，看到“大事记-1962年”最后一条目时，眼睛为之一亮：“是年张闻天来邮作调查研究。”
多年前，笔者也曾耳闻张闻天于“文革”后期来邮调研农村副业生产之事。为此也曾走访一些人士，均未有果。如今从《高邮县志》中明确记载得知，张闻天是于1962年来邮作调查研究的。那么，张闻天是1962年何时来邮？县里领导是谁负责接待？在邮调研几天？调研的内容是什么……
既然《高邮县志》中有记载，那么市档案馆是否有翔实记录呢？经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检索，终于从电脑里跳出了张闻天来邮调研的相关信息——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时任中央某部部长助理）于1962年5月4日上午，由扬州地委书记处书记王大林、夫人方平（曾任扬州地委宣传部部长）陪同来邮，随行的还有张闻天的两位秘书和张闻天、刘英夫妇的养女小倩。
因为张闻天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各地生活和生产情况。高邮县具体负责接待的是从省妇联宣传部调来高邮主持县委劳动工资部工作（兼任县妇联主任）的夏晓峰女士。
根据夏晓峰女士1998年12月26日写的《忆张闻天同志来高邮调查研究的情况》笔者得知：
张闻天身材高大，身着灰色中山装，到达的当天上午，在县委小会议室由县委书记曹祝山、副书记潘震球作汇报。张闻天说，汇报简单些，你们都有事，不要妨碍你们的工作。我这次来主要是多实地看看，多走访些群众和基层干部。
张闻天还提出不要派保卫人员，这样可以方便直接到老百姓中去走访，更能了解实际情况。当时，公安部门已安排好保卫人员，后来未派出。
听完了简短的汇报和看了群众生活水平等情况的统计数据后，张闻天便在夏晓峰的陪同下去了高邮城区附近的泰山大队调研。张闻天走进生产队长、妇女主任、民兵队长等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家，坐在他们的家里，与他们拉家常似地了解家中人口、各自年龄、身体状况、家中劳动力以及吃饭、穿衣、发多少布票、有多少零用钱等等。基层干部和群众就像和老朋友谈心似地，滔滔不绝地向张闻天反映日常生活和田间农作。
临近中午时张闻天走到一农民家中，一中年妇女正在烧饭，锅里煮的是胡萝卜饭。当时农村的口粮分配是每人每天半斤米（250克），因有“十边地”农民可种些豆类等弥补粮食的不足。生活条件比起前一两年已有所改善。
张闻天还到田头看了庄稼的长势，了解生产农具的使用、保管、维修等情况。有群众告诉他：“生产油漆水车、粪桶等农具所需的桐油供应困难。”
下午，张闻天到三垛公社机关之前，先下车看田间庄稼、看小秧田的秧苗。问如何育苗，一亩田多少斤种子、多少斤肥料？张闻天看到绿油油的小秧田和“十边地”的充分利用，很开心地说：“生产都像这样恢复，土地都像这样利用就好了。”
在去三垛机关的途中，张闻天看到一患浮肿病的农民躺倒在路边呻吟，他心情十分沉重，嘱咐赶紧送医院治疗。
三垛公社干部向张闻天反映，农民每人每天半斤粮吃不饱肚子。吃不饱就没有力气种田，发展生产就有困难。
张闻天在三垛除了了解农村生产、农民生活情况外，还调研了农村集市和供销社的商品物价、货源等情况。当他看到滞销的物品时，问一售货员，哪些商品好销、哪些商品不好销？这位销售员直言相告：货物是上面分配来的，价格是上面规定的。好销不好销的货都要接收。如像啤酒，老百姓不买，都堆了好几年了。张闻天听后说，商品供应要适销对路。
在三垛调研，张闻天得知一些“十边地”利用得好的农民，还能把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易，换些零用钱。他很高兴地说，这是农民的小自由，应该鼓励。这样，既有助于农民增收，又有利于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当晚，张闻天一行回到县委招待所。夏晓峰女士的丈夫王庆汉（于1960年9月由省级机关调高邮县二沟公社先任副书记后任书记）也从二沟回到县城，向张闻天介绍了二沟农民生产、生活等情况。
翌日，夏晓峰又陪同张闻天一行赴高邮湖西了解渔民生产、生活，渔业收购站和渔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及鱼价、渔民子女入学等情况。下午，张闻天离开高邮湖西前往江都、扬州等地调研。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张闻天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报告中关于1958年以来缺点错误的总结，对张闻天“起了鼓舞的作用”。接着他便响应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外出调查研究。在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张闻天于1962年4月18日，从北京出发，赴江苏、浙江、湖南三省的城镇乡村进行了一次以农业情况为重点的社会调查，6月25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零七天。他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就形成于这次调研。
张闻天（1900年8月—1976年7月）上海南汇人，又名洛浦。1925年入党，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2月，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总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由他主持直到1938年9月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止。
张闻天在长征途中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被称为“遵义会议第一主角”。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直言不讳地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列为“反党集团”成员。1976年7月1日含冤病死于无锡，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张闻天来邮调研期间，其身份还是“戴罪之人”，但他以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崇高理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荣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左”的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中，他以坚持科学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勇气呼吁：经济工作不能仅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必须尊重其客观规律。他在市场经济方面的成功探索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十分遗憾，张闻天58年前的高邮之行未留下任何图片资料。行文至此，笔者建议：高邮当为张闻天在调研之地勒石记志，缅怀这位胸怀坦荡，“用一切办法实际改善工农生活”而为民请命的关心民众疾苦的中共元勋！
信息整理：扬州拓奥普电力设备厂
多年前，笔者也曾耳闻张闻天于“文革”后期来邮调研农村副业生产之事。为此也曾走访一些人士，均未有果。如今从《高邮县志》中明确记载得知，张闻天是于1962年来邮作调查研究的。那么，张闻天是1962年何时来邮？县里领导是谁负责接待？在邮调研几天？调研的内容是什么……
既然《高邮县志》中有记载，那么市档案馆是否有翔实记录呢？经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检索，终于从电脑里跳出了张闻天来邮调研的相关信息——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时任中央某部部长助理）于1962年5月4日上午，由扬州地委书记处书记王大林、夫人方平（曾任扬州地委宣传部部长）陪同来邮，随行的还有张闻天的两位秘书和张闻天、刘英夫妇的养女小倩。
因为张闻天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各地生活和生产情况。高邮县具体负责接待的是从省妇联宣传部调来高邮主持县委劳动工资部工作（兼任县妇联主任）的夏晓峰女士。
根据夏晓峰女士1998年12月26日写的《忆张闻天同志来高邮调查研究的情况》笔者得知：
张闻天身材高大，身着灰色中山装，到达的当天上午，在县委小会议室由县委书记曹祝山、副书记潘震球作汇报。张闻天说，汇报简单些，你们都有事，不要妨碍你们的工作。我这次来主要是多实地看看，多走访些群众和基层干部。
张闻天还提出不要派保卫人员，这样可以方便直接到老百姓中去走访，更能了解实际情况。当时，公安部门已安排好保卫人员，后来未派出。
听完了简短的汇报和看了群众生活水平等情况的统计数据后，张闻天便在夏晓峰的陪同下去了高邮城区附近的泰山大队调研。张闻天走进生产队长、妇女主任、民兵队长等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家，坐在他们的家里，与他们拉家常似地了解家中人口、各自年龄、身体状况、家中劳动力以及吃饭、穿衣、发多少布票、有多少零用钱等等。基层干部和群众就像和老朋友谈心似地，滔滔不绝地向张闻天反映日常生活和田间农作。
临近中午时张闻天走到一农民家中，一中年妇女正在烧饭，锅里煮的是胡萝卜饭。当时农村的口粮分配是每人每天半斤米（250克），因有“十边地”农民可种些豆类等弥补粮食的不足。生活条件比起前一两年已有所改善。
张闻天还到田头看了庄稼的长势，了解生产农具的使用、保管、维修等情况。有群众告诉他：“生产油漆水车、粪桶等农具所需的桐油供应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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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三垛机关的途中，张闻天看到一患浮肿病的农民躺倒在路边呻吟，他心情十分沉重，嘱咐赶紧送医院治疗。
三垛公社干部向张闻天反映，农民每人每天半斤粮吃不饱肚子。吃不饱就没有力气种田，发展生产就有困难。
张闻天在三垛除了了解农村生产、农民生活情况外，还调研了农村集市和供销社的商品物价、货源等情况。当他看到滞销的物品时，问一售货员，哪些商品好销、哪些商品不好销？这位销售员直言相告：货物是上面分配来的，价格是上面规定的。好销不好销的货都要接收。如像啤酒，老百姓不买，都堆了好几年了。张闻天听后说，商品供应要适销对路。
在三垛调研，张闻天得知一些“十边地”利用得好的农民，还能把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易，换些零用钱。他很高兴地说，这是农民的小自由，应该鼓励。这样，既有助于农民增收，又有利于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当晚，张闻天一行回到县委招待所。夏晓峰女士的丈夫王庆汉（于1960年9月由省级机关调高邮县二沟公社先任副书记后任书记）也从二沟回到县城，向张闻天介绍了二沟农民生产、生活等情况。
翌日，夏晓峰又陪同张闻天一行赴高邮湖西了解渔民生产、生活，渔业收购站和渔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及鱼价、渔民子女入学等情况。下午，张闻天离开高邮湖西前往江都、扬州等地调研。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张闻天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报告中关于1958年以来缺点错误的总结，对张闻天“起了鼓舞的作用”。接着他便响应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外出调查研究。在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张闻天于1962年4月18日，从北京出发，赴江苏、浙江、湖南三省的城镇乡村进行了一次以农业情况为重点的社会调查，6月25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零七天。他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就形成于这次调研。
张闻天（1900年8月—1976年7月）上海南汇人，又名洛浦。1925年入党，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2月，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总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由他主持直到1938年9月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止。
张闻天在长征途中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被称为“遵义会议第一主角”。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直言不讳地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列为“反党集团”成员。1976年7月1日含冤病死于无锡，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张闻天来邮调研期间，其身份还是“戴罪之人”，但他以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崇高理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荣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左”的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中，他以坚持科学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勇气呼吁：经济工作不能仅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必须尊重其客观规律。他在市场经济方面的成功探索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十分遗憾，张闻天58年前的高邮之行未留下任何图片资料。行文至此，笔者建议：高邮当为张闻天在调研之地勒石记志，缅怀这位胸怀坦荡，“用一切办法实际改善工农生活”而为民请命的关心民众疾苦的中共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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