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馨(1886-1969)字芗谷,又字香谷,号澹远,以字行。江都大桥镇人。
孙树馨幼年失怙,由母亲一手扶养成人。他自幼聪慧好学,十八岁考中秀才,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镇上与他人共创竞化两等小学堂,开大桥镇办学之先河。辛亥革命后就读于民国法政大学,毕业后便放弃仕途,回乡从事教育事业,开启了他一生教书育人的生涯。
在教书育人上,孙树馨先生能突破传统,打破常规,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因人制宜,因需施教,注重培育实用型人才,以利于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踏上人生之路。
民国三至十四年(1914-1925)孙树馨在大桥镇第六高等小学任教。该校招收的大多是已经受过启蒙教育的十三,四岁以上学生,他负责毕业班语文教学,就一改过去仅读《四书》,《五经》的教学内容,除教授古文外,还兼及尺牍,书法,历史,当代文学等实用性科目,使学生知识面更为广阔,充实。不仅使其中有条件的学生在废除科举后能继续升造,而且为多数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经商,就业在书信,应用文方面能应付裕如。
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二年(1926-1933)孙树馨在家自设私塾。由于大多数学子为镇上中小商人,店员以及手工业者的子弟,希望孩子将来能以学徒,经商为生,所以,他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又比学校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实用性,除了教授传统的古文以外,还有意识地选择彭端淑的《为学》,袁枚的《黄生借书说》等范文,先让学生抄录,再大课讲授,在潜移黙化中培养学子们不断坚持学习的欲望与毅力,并开设尺牍,珠算,书法等课程,要求每周作一文,以讲求学以致用。这样,孙先生的家塾名传四方,慕名者日众,不仅受到家长称道,也深得当地士绅推崇。
孙树馨先生不仅在教育上有所建树,而且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具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
民国二十年(1931)孙树馨应弟子纪子仙之邀,任江都县立中学国文教员,民国二十二年(1933),又应弟子李静(李当时任平民中学校长)邀请,至扬州平民中学任教。后来,江上青(后为我党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烈士)、顾惠生(后名顾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曾任我苏北二分区专员,解放后首任无锡市长)、江树峰(江上青之弟)等均在该校任教。孙虽年已半百,但仍孜孜以求,虚心向他们学习,耳濡目染,思想上受到很深影响。
由于孙芗谷和江上青两人同为国文教师,又同住一宿舍,对文学的共同兴趣与爱好,使他们很快有了共同语言,而自甘淡泊的潇洒胸襟,又使这两位年龄相差25岁的一老一少很快成为忘年交,江上青甚至亲切地戏称孙芗谷为孙大芗谷。他们朝夕相处,江上青觉得从孙芗谷那里学到了不少古典诗词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在诗词创作上有了长足进步,而孙芗谷也从江上青那里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与教育。他们相得益彰,交谊日深,曾共同相约今日涂鸦互赠,为他年留下雪泥鸿爪,故两人常有诗词唱和。
孙芗谷有一首赠江上青的诗:“萍梗漂流喜乍逢,篝灯促膝罄幽衷。构思久擅生花笔,举目遥瞻隔岸峰。大地同文资冥讨,深闺斗韵任从容。他年留得鸿泥爪,不惜涂鸦墨倍浓。”江上青亦有《步孙大芗谷赐韵》的诗:“老少何缘一室逢,连床月夜论诗衷。花开花落成知己,江北江南仰岱峰。潇洒胸襟甘淡漠,轮囷肝胆最雍容。幸随骥尾登骚雅,情到他年应更浓。”从中可见两人情谊之一般。
1937年抗战开始后,扬州平民中学解散,孙芗谷离开扬州平民中学,回到家乡大桥镇,他目睹许多学子失学,便与回乡的交通大学学生顾懋林一起办起了“白沙补习班”,民国二十九年(1940)日冦侵占大桥,日伪维持会会长想借助孙树馨的威望,邀他出任伪“教育科长”。他严辞拒绝说:“我一介书生,深明大义,如强邀不舍,只有自缢明志”,保持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但对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他却一往情深。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乐于担任新四军创建的江都县中学大桥分校校董,在选择校址,筹措办学资金上,无不全力以赴。抗战胜利后,被毁于战乱的大桥小学校舍急于重建,他知难而上,数次去镇冮求助联合国救齐总署苏宁分署,获得500担大米的支持,建成校舍两进。
大桥镇解放以后,他更是焕发青春,积极投身地方文教公益事业,将家中珍藏的《二十四史》,《佩文韵府》,《资治通鉴》等成套古籍近千册,无偿捐赠给县文化馆,1961年还不顾年老,连续数月无偿为县文化馆鉴赏古代书画两千余件,被推为县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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